我的柏克萊之旅，冒險持續中

這兩天全程參加了在中研院舉辦的亞洲法實證研討會。這次中研院邀請到了不少外國學者，以美國學校為大宗（其中包括百聞不如一見的Bernard Black），其他像歐洲、中東、東亞鄰國（日、韓、星、中、港）也都有學者來參加。主題以司法、商法相關的實證研究為大宗。連兩天密集地從早到晚聽下來（我聽的都是商法、比較法的場次），收穫蠻多的，趁著記憶猶新趕快把一些觀察記錄下來：

1. 唉！感覺上，法移植的陰影揮之不去。東亞諸國像是台灣、日本、韓國、香港、新加坡這些國家或許因為在早期殖民、西化運動的影響下，總是對自己信心不足，總是覺得西方那套比較好，所以立法、修法總是要貨比三家，法學方法也總是仰賴「比較法」，也就是第一步，先看看西方國家怎麼說，第二步，再看看跟我們相似或鄰近的這幾國哪國抄得比較好，或是抄完以後比比看大家實際的成果如何。不可否認的是，這幾十年的法移植下來，各國也有意識到法律在地化的重要，所以慢慢從這樣的根基上開始嘗試長自己的東西。

所以，法律實證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。這場研討會是「亞洲」法實證研討會，理論上，可以看到來自東亞各地不同國家的學者，學習用實證研究方法來觀察各國的法律現狀、發展或反省，感覺上，亞洲學術的未來似乎充滿了活力。實際上呢？

這兩天，針對這一篇篇亞洲學者對各國現狀所做的實證研究，Bernard Black跟Kate Litvak不斷強調（如果不是打臉或批評）：在一頭栽進實證研究前，很多人都忘了先問自己說，為什麼我們要做這樣的研究？針對這樣的問題，跑跑迴歸、run跨國數據的比較，真的就是最佳解嗎？你們到底解決了什麼東西？你們有弄清楚要解決的是什麼問題嗎？有一篇被最直接地打臉：那篇直接是引用Black一篇1990的文章與問題意識，簡單的來說，他們在做的是，就是用亞洲數據跑一個亞洲跨國版的1990 Black文章。結果，Black說：「我當時寫那篇文章時，是因為美國當時在實務界盛傳有OOXX的現象，而我覺得這是一個直接挑戰當時公司法設計的議題，所以我去用實證跑跑看是否如此。這裡我也同樣問你們，你跑的這些國家是否也有30年前那樣的現象？這些國家的公司型態、組成跟公司法的設計有衍生當時美國遭遇的議題嗎？還是這根本是兩組不同的問題？如果不一樣，你幹嘛用我的paper跑這些東西？

一點心得：(1) 不要看到美國的什麼文章或model就想說拿來亞洲跑跑看，你要先問的是我們為何會有這樣的立法（雖然我覺得台灣版的回答會是：因為大家都有阿…）？這樣的立法要解決什麼問題？ (2) 實證研究只是輔助，我們還是必須要先清楚我們要問的問題，理論基礎是什麼。或許有些問題不用fancy的迴歸也可以觀察或解決。 (3) 先看到研究方法，再去想我們可以用這些方法來套哪些問題，方向是相反的。 (4) 這些做實證研究的東亞學者本來在國內就是少數了，原本想說來參加亞洲實證研究研討會或許可以相互切磋交流吧？沒想到變成Bernard Black跟Kate Litvak像教授電學生一樣，一篇一篇地改標題、設定研究方法、debug，一下來就是兩天。即使大部分的評論很中肯，我覺得亞洲的那些學者其實做得也不差，但是一碰到白皮膚講英文的突然就變成小學生了…

砲到今天中午delay到一點多才結束吃飯，Bernard跟我剛好搭到同班電梯。他悠悠地說：「每場都我一直講後？」我對他說：「在台灣大家都是拍拍手，點到為止。」（那些只來致詞或當主詞人的更別提了）他笑笑跟我說：「This is not how it works in America」。我從沒看過像他那樣願意整整兩天，從第一篇認真聽、認真評到最後一篇（且不論他是否是與談人）的人，而且他的評論很少超過10句話，但是多半一點就切中核心。

很久沒有參加這種大型國際研討會了。有充足時間可以吵架，而評論人來這裡也不是來誇獎你的。幾乎90%的評論人都做投影片，戰的點除了前面說的學術上或比較法上的法移植（硬套）以外，也可以是文章的任何一句話，特別是根據實證研究結果所做得推論。更狠的人是說：「關於這個部分，我『雖然不是專家』，但還是找到了[可以打你臉]的幾篇文獻或數據」。或是：「我自己也跑了一個model結果數據好像跟你的不大一樣」。也有人更直接：我覺得你這篇從頭到尾都是錯的。沒有人在客氣的。反觀，台灣的本土研討會評論人是越來越客氣，QA時間好像快比開場、閉幕短，議程越來越緊，教授是越來越趕場，講者比觀眾多。到底是為誰而辦，為何而辦呢？

2. 中國的研究。（我聽的場次都是商法的研究）客觀上來看，中國學者的研究是非常有野心的。因為中國特殊的公司組織、崛起的經濟、商業模式，近幾年開始上線揭露的判決系統，現在中國研究的素材與資源都無疑地豐富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其他國對研究中國，或中國的研究，都十分有興趣。即使研究上還有漏洞，還是可以很明顯感受到其他學者對他們的耐心與禮遇度… 這點即使是參加美國的研討會也如此。另外，這幾個中國學者跟東亞學者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，感覺起來他們沒有那種法移植國的退縮感。有些法學院下面已經像美國一樣，有法與經濟研究院的設置，聘經濟PhD來做實證研究。

反觀台灣，當中國學者已經開始發質量不差的實證研究的同時，我們作為主辦國這次出的法律實證研究文章大多來自於中研院，或是經濟系，真正法學院教授出的幾乎沒有。另外，這兩天，我有看到不做投影片、不打搞的、還有看到直接說「我是做純經濟理論的，我不相信實證研究」的台灣評論人（當然也有用心的）。現在中國出國念博士的人數還在增加，台灣則在下降。我們還能撐著主場幾年？

3. 這一點和上一點是相關的，主辦單位中研院相當用心，從發表的文章內容、評論及QA交火的水準（後面會詳細提），到研討會的規模（每天三個時段，每個時段同時有兩～三個議程進行）、配置（300人、100人規模的會議室共三間）及議程（每個講者有40~50分鐘的時間，除了發表外，更重要的是有充分的時間defend自己的文章、交換意見），都是國際級的設定。但是，以身為主辦國而言，台灣在地的與會人數好像有點太少了。包括發表人、評論人、主持人在內，與會的台灣學者我想應該不超過20人吧。也就是說，扣掉發表人、評論人、主持人這些本來就應該參加的人外，其他來參與研討會的人看起來不超過5個人，我覺得有點可惜。即便加上所有與會來賓，在偌大的三間會議室裡面，我想總人數大概就是50~60人左右吧？不知道是因為這是收費研討會、或是因為中研院太遠、還是因為更根本的因素：大家對法學實證沒有興趣？又或是台灣的教授學者都太忙了？

 4. 多唸書，多做研究，想變得更強。